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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暴力歌曲屡禁不止
互联网音乐平台该当何“罪”

百度 原标题:《守望先锋》玩家玩游戏总输气得不行向身为心理师的妻子求助玩游戏,尤其是对抗性质的游戏,有赢就有输。

陈炜

2019-12-0914:29  来源:人民网-人民创投

2019年5月的一天上午,在北京五棵松的华熙live,民谣歌手王凡背着沉重行囊,掏出乐器,反复调音。他和团队成员从事音乐超过三年,没有接受正统音乐教育,但一年前发行了单曲和专辑。

王凡一直坚持做自己的音乐,他说有些歌手为了出名和博眼球,故意写低俗歌曲,歌词带有“脏话”,甚至引诱犯罪,他很反感,觉得不道德。

早在2015年,文化部开展了对内容违规的网络音乐产品的集中排查,查出120首含有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或者危害社会公德的音乐产品,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对此进行集中下架,拒不下架的单位,文化部将依法从严查处。李志、赵雷、张震岳、许嵩等知名度较高的歌手,赫然在列。

时隔四年,部分歌曲依旧没有下架。人民网创投频道调查发现,张震岳和Mc Hotdog的《我爱台妹》在千千音乐平台还能播放,甚至“好看视频”网站可以播放这首音乐MV;在酷狗音乐平台上,新街口组合《一夜情》依旧能搜索到。

在文化部被禁的120首歌曲中,张震岳热狗《我爱台妹》依旧在“好看视频”播放

酷狗音乐在2016年7月与QQ音乐、酷我音乐合并成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的一部分。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于2018年正式登陆纽交所,在2018年第2季度,腾讯音乐月活已超8亿,平均每人每天使用时长达70分钟。

2017年,腾讯系的酷狗音乐、QQ音乐、酷我音乐市场份额分别为28%、15%和13%。阿里系虾米音乐和网易云音乐位列其后。

2018年10月,网易云音乐获得新一轮6亿美元融资,百度为其战略投资方。在2018年腾讯、阿里巴巴大招迭出的背景下,李彦宏联手丁磊,一时让媒体与资本市场对中国在线音乐未来不吝表达出乐观预期。

但在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和QQ音乐平台上,不少歌曲含有暴力、色情、教唆犯罪等内容。

北京心岸心理训练营创始人范经韧表示,哼唱低俗音乐,是内心负向情绪宣泄。但对青少年而言,这种方式像毒瘾一样,它能给人培养出一种惯性,一旦遇挫或不满,容易沉浸在这些垃圾音乐里面,麻醉自己,甚至在这些歌曲引导下攻击他人,产生自毁行为。

在音乐制作人李进看来,很明显,这是平台失职,歌曲下架的原因,一种可能是歌词低俗或含有不正确价值观,另一种可能是歌手本人的价值观有问题,或者个人生活不够检点,这些有不良背景的歌手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

音乐平台的监管问题远不止这些。博纳音乐CEO江凌表示,在一些音乐平台上,宣扬军国主义、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音乐屡见不鲜,这可能是创作者犯了低级错误或带有政治目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后果都应该由平台和创作者承担。

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杨华建议,对于互联网音乐“顽疾”,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审核领域,但这需要专业人才艰苦的研究与攻坚,路阻且长。

低俗

在2015年文化部要求下架的120首歌曲中,半数以上是饶舌歌曲,“阴三儿”以17首曲目最多,“新街口组合”以8首歌排名第二。

在被禁名单中,罗百吉的《那一夜》等三首歌曲榜上有名,他曾被问及此事,自认年轻时唱的有些歌确实不太好,“被禁也好”。

张震岳所属的本色音乐表示,被禁的歌是张震岳20多岁时写的,他至少10年没唱了,现在也都没唱,版权在其它公司,若要下架,他们不会有意见。

所谓下架,是指禁止出现在KTV等点播系统,禁止在经营性表演中演出,禁止在互联网上网被下载、复制和传播,禁止以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现。

人民网创投频道调查时发现,部分被禁歌曲的歌词非常露骨,比如《我爱台妹》的歌词是:“如果是你肚子大我带你去看顺风***,我就不信你现在还有***都是凯子搓,把衣服都掀起来,把**都丢上来。”

调查还发现,在QQ音乐平台上,Young thug的《Pick up the phone》和G-eazy的《shake it up》,Lil baby 的《Pure cocaine》,歌词或者MV视频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内容。其中,在《Pick up the phone》MV中,两名裸露上半身的女子跟随音乐节奏在跳舞。甚至,这首歌曲被QQ音乐标注为“独家”。

而在虾米音乐平台上,部分歌曲同样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内容,比如松小嗑的《吃谁你得捧谁,*谁你得疼谁》。其中,驳倒乐队的《火腿肠》歌词内容描述的是,“你被扔到热火朝天的人群里,你被刘嘉瑞给骗到长城宾馆里,他们心里只有一句话,扒了你的皮,吃了你的肉!”

此外,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部分歌曲也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内容,台北公案的《维士比是合法的毒品》。其中,驳倒乐队的《死了丈夫好出门》歌词内容描述的是,“别人丈夫乖又乖,我家丈夫呆又呆,斑鸠叫来要天晴,乌鸦叫来要死人,死人就死我丈夫,死了丈夫好出门。”

在文化部被禁的120首歌曲中,张震岳的《我爱台妹》MV依旧在“千千音乐”播放

在李进看来,音乐市场充斥着浮躁、不安、焦虑,为让自己音乐被记住,有些音乐人故意生产低俗音乐,博取大众眼球。

作为民谣歌手,王凡说,低俗文化表现方式多样,有时民谣和乡村音乐也会被批为“丧文化”,主要是曲调和歌词不积极向上。

“有人说一些民谣涉嫌‘丧文化’,我也无话可说,起码在我们乐队的观念中,低俗主要与歌词有关,歌词里是不是有脏话,是不是有引诱犯罪,是不是有涉及不道德。”王凡说。

“投机者很多,他们为出名放弃节操。”在李进看来,如今,音乐市场充斥大量低水平的音乐制作人,为了能够立足,生产低俗歌曲抢占市场,部分低俗歌曲虽然下架,但有些游离在红线边缘的歌曲仍然存活。

在部分音乐平台上,宣扬军国主义、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音乐也屡见不鲜。

乐评人卢世伟称,一些音乐平台在这个方面犯错,大部分原因是认知水平不高,而监管不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某音乐集团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聂伟表示,音乐平台有审查内容的义务,但审查的时效与技术能力等多因素相关,是否及时在海量内容中发现违规内容,这很难做到,这需要平台和政府、用户等多方面协同。

范经韧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如果歌曲内容涉及政治敏感问题,这也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影响,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对于政治理解比较浅,容易被他人操纵,从而做出出格事情。

谈到低俗音乐,范经韧坦言,“有些低俗音乐确实能够带来流量,歌手明知对自己名声不好,但他们甘愿冒险。”他说,自己认识一个乐队组合,专门唱低俗歌曲,以前驻唱时薪几十元,但名声炒起来后,时薪已达上千元,这与不出名歌手相比,算是一种“成功”,但对社会却造成了伤害。

低俗音乐为何屡禁不止?李进说,对于制作人而言,最严重的处罚是音乐下架,很少歌曲唱作人受到行政处罚,违法成本低是铤而走险的重要诱因。

某音乐公司CEO王易相信,让某些音乐制作公司放弃眼前利益比较困难,但他们要考虑的是,专辑外部会印公司LOGO,拥有好名声远比眼前利益重要。他始终相信,优秀的音乐公司是创作好歌曲,不会传播低俗音乐,更不会借助政治敏感话题炒作。作为内容的承载方、传播方,互联网音乐平台在抵制低俗、有害音乐上应该承担责任。

毒害

低俗音乐一直受到媒体公开指责。

2018年1月,《中国妇女报》官方微博批评,PG one的《圣诞夜》歌词有“纯白色的粉末在板上走”,“送你去见姚贝娜”等内容,涉嫌不尊重妇女和教唆青少年吸毒,渲染性滥交,挑战了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

同年9月,《海南日报》公众号在《实在不能忍!这样的海南话歌曲竟上架抖音、网易云等各大平台?》一文表示,唐强创作的网络歌曲《鲁迅买墨汁》用海南方言对鲁迅先生进行侮辱,疑似违反《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建议海南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立案调查。

经调查,有关部门依法对唐强作出停止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予以警告、处3万元行政罚款的决定,并责令唐强在微信公众号内就侮辱鲁迅先生一事向公众道歉。

在众多低俗歌曲中,嘻哈类音乐比较引人关注。众所周知,嘻哈是一种较新的说唱表演形式,其渊源可上溯至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黑人社区。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开放度提升,嘻哈也漂洋过海而来,并被不断演绎,进入大众音乐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视野。

范经韧表示,近年,PG One、红花会等嘻哈音乐文化人,给青少年传递了叛逆、自负、暴力自私,不顾及他人的理念,甚至教唆年轻人吸毒,公开侮辱妇女。

范经韧认为,音乐是一种表达方式,它主要体现歌手对社会、对他人、对自我,以及对压力、情感、婚姻、学习、父母、工作、国家等多元素的看法。同样,它也包含歌手的经历、认知、情绪和三观等,这是一种极具传染性、影响力的传播工具。此外,音乐也是一种倾听工具,是一种信息输入方式,听者在无形中会对歌者表达对社会、学习、他人、情感、老师和压力等观点,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音乐本身的社会教化作用无可替代。”范经韧说,对于6-12岁、12-18岁年龄段的青少年而言,身体、心理都在成长,对自我、他人、事情的看法都处在整合期,容易情绪化。

范经韧称,正因如此,青少年对事情的看法处在形成期,遇到学习、生活中的难事,容易积累很多不满、焦虑、不安、自卑、挫败等负向情绪,由于不能完全控制情绪,产生负面情绪后,既容易攻击他人、也容易攻击自己,所以社会要正确、及时引导,让负面情绪得到宣泄和转化。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青少年犯罪占全部犯罪的70%以上,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犯罪率急剧上升。

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显示,截至2017年6月,该庭共受理涉未成年人刑事一审案件72件、二审案件173件,判处未成年罪犯234人,减刑假释案件1631件。其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员占14.96%。

在李进看来,当今青少年犯罪低龄化和互联网低俗文化的泛滥有直接关系,低俗文化对于青少年心理的危害在于,它们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逻辑,引诱青少年上钩,让青少年认为犯罪或从事某种不道德的事是比较“潮”的行为。

他建议,在音乐平台方面,歌曲上架必须内容审查,尤其是歌曲内容,价值观扭曲的歌曲要避免上架;一些恶趣味、纯粹情绪发泄的歌曲要避免上架;对歌手进行积分管理,这样既鼓励了创作创新,又间接引导了方向。

新街口组合的歌曲《一夜情》仍在酷狗音乐平台播放

监管

“如果有人问我,互联网一天出现多少新歌,我不知道,没有相关机构统计过数据。”王易说,据他了解,八大音乐唱片公司和几十家小型音乐公司,每天产出上千首歌曲。

王易说,除了音乐公司外,音乐论坛、平台、影视公司、艺人中介公司等也创作音乐,比如抖音上的流行歌曲,这些非专业音乐公司制作的歌曲,每天产量过万,加上国外流入的音乐和音频,每秒钟就有一首歌曲或音频出现。

王易表示,音乐平台之所以对低俗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觉得其它平台下架了低俗音乐,而他没有下架,就能获得更多流量。

“据我了解,120首歌曲被文化部列为禁曲的时候,很多音乐平台持观望态度,都在等竞争对手下架,然后自己再慢慢下架,直到现在,有些歌曲还没有下架。”

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金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审美不一样,但对明显低俗的歌曲,必须封杀。

王金说,对于低俗歌曲的管控,首先应当防止这类歌曲出版,对于互联网上钻空子的漏网之鱼,要结合网上巡查、网站自查、网民举报等方式进行实时监控。

王易表示,在音乐监管方面,音乐制作公司应在源头上对歌曲内容进行防范。比如,音乐制作公司常对外出租录音棚,也会有偿为歌手制作专辑,如果发现歌曲内容出现低俗或者违规,音乐公司应该拒绝为其提供制作服务。

某音乐平台内容审核相关负责人透露, 他们对音乐平台内容审核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歌手进行审核,因为有些歌手本身就是个争议人物,或者有些歌手在某个历史阶段创作的歌曲属于禁曲;第二个阶段是对内容进行审核;第三个阶段是抽查,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2018年1月,国家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节目中邀请嘉宾艺人的原则和标准。音乐平台响应规定下架了曲风低俗的演唱团体“红花会”的作品。

6月8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约谈网易云音乐、百度网盘、B站、猫耳FM、蜻蜓FM等多家网站负责人,要求各平台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问题,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管和审核。

8月,文化和旅游部部署18家主要网络音乐平台开展自查清理,下线涉嫌违规网络音乐产品4664首、视频10万余条,清理歌单891个。

有关互联网文化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正在日趋完善。

《互联网文化暂行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评定互联网内容是否违规的十个标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不良内容的9类信息。

智能审核

王金建议,对于低俗歌曲,一定要封杀,同时也可考虑引入国外的音乐分级制度,进而保护好青少年。

李进认为,分级制度可以让孩子们听孩子们该听的歌曲,成年人也有自己听歌渠道。

在美国和英国,对限制级音乐会贴上“家长指导标志”,俗称“脏标”,比如大家熟知的埃米纳姆或者其他歌手的专辑封面经常有这样的标志。

此外,标为“限制级”的音乐作品还有一套“干净版”,歌曲里的敏感内容会做删除或消音处理,因此大家经常看到同一首歌曲分为explicit(限制级)和clean(干净)两个版本。

但在王易看来,美国音乐产出量庞大,每个社区都有录音棚,大量音乐作品涌入市场,分级制度难以跟上潮流。如果中国直接引入分级制度,很难解决低俗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未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低俗音乐进行识别是未来发展方向,只有这样,分级制度才有存在可能性。

2019年2月,中央音乐学院发布“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博士”招生简章。简章提出,这次博士生培养计划是中央音乐学院首次决定将人工智能和音乐结合,培养学科交叉复合型创新人才。

杨华是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也是该博士项目专家评定组和筹备组成员之一。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和音乐的结合对音乐产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他认为博士培养应该着重三个方向,除了人工智能作曲、人工智能音乐教育外,更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低俗音乐内容进行审核。

杨华称,从80年代开始,人工智能和音乐的交叉学科已经开始研究,甚至有些音乐公司率先尝试“无人录音棚”等高科技音乐录制技术,但是最终都因为技术不成熟而放弃。反观现在,既然人工语音识别技术已经实现了长足进步,将人工智能引入音乐内容审核未尝不可。

杨华承认,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音乐内容审核仍然存在障碍,现在人工智能技术无法精确辨识某歌曲是否低俗,这需要专业的人工智能技术人才研究与攻坚。

“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就现在技术来看,还不能摆脱对声调依赖,因为中文有很多字、口型和发音很像。如果不依靠声调,就没有办法精准识别,如果声调受到曲调影响,识别精准度大大降低,现有技术还没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在王易看来,在音乐内容审核上,人工智能技术仍不够完善。在互联网时代,识别、抵制低俗音乐仍需付出高昂成本,而音乐平台作为内容审核方和传播方,一定要承担起责任,阻止低俗音乐泛滥。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聂伟、李进、王凡、王金、王易、杨华为化名)

(责编:黄玲丽、陈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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